[来源: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] 2023-03-03 10:56:16
赵毅衡
这本小书，作于20世纪80年代，至今已近40年。40年前，我40多岁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，但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是个“老童生”，与周围的同学有年龄差别。
这本书的书名是《当说者被说的时候》，略显奇怪，当时还带来了些风波。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，被社长在年终大会上当着全社批评：“有人出的书标题极其怪异，叫作‘当说者被说的时候’，不通之甚!”如今过了近30年，我对此愤愤不平似乎小气挨不得批评，实则是因为这是叙述学的关键，而这个关键至今还没有被充分理解：叙述行为能叙述一切，就是无法叙述叙述行为本身，叙述行为实际上比被叙述出来的文本高一个层次。正如一面墙上有告示“此处不准贴告示”，此告示违反规定吗?不，它首先要被告示出来，才能进行告示。哪怕叙述者说“我这就寄”“我即刻发”等，他说的依然不是了结叙述的叙述行为，而是被叙述的内容。
原因是，叙述不是符号的简单堆积，而是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者读出合一的意义和时间向度的文本，简明说，就是一个说故事的符号集合。由此，就必然落进所有集合的根本问题：自指悖论。
正因为叙述的出发方式是个悖论，叙述理论的展开也必然充满悖论。说者需要被说才能存在，才能说出叙述，这个关键点摆上了这本书的封面，但讨论中却没有充分说透，只是讨论了说者无所不在的种种痕迹。究竟叙述行为本身，如何才能被说出来呢?即说者究竟如何才能被叙述出来呢?
此事我思考了20多年后出版《广义叙述学》时才说出了叙述实践中的处理方式，即从中国小说《镜花缘》开始的回旋跨层。我最早著文分析晚清小说中大量此种手法时，有的学者告诉我说这只是“作者写糊了”。这是可能的，小说作者不需要有叙述学的知识，只是有样学样。但一旦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所有的叙述，尤其包括演示叙述(如戏剧、相声等)或用新媒介记录下来的类演示叙述(如电影、电视等)时，回旋跨层造成的逻辑破损会得到演示叙述的同框效果修补，至少让观众感官上觉得可以说得通，这样或许部分回答了说者如何被说这个难题。
尽管如此，在此书的原序中，我的欢呼“叙述学实际上是个条理相当分明的学问……”，恐怕是太乐观了。叙述学并不如几何学那样整齐。几何算式处理已经抽象为概念关系，记录与人无关的变化，总结其规律的是科学报告，是科学/实用的陈述。而叙述必须卷入人、人物、人群，卷入他们的生活经历，一旦卷入人，我们就会发现有种种复杂变异，种种歧义。即便人的行为不得不遵循社会文化的规训，人的思想也不受边际与规则的拘束，尤其是当叙述成为艺术，想象力就朝边界狂奔。叙述学当然要有抽象范畴的论说，但叙述本身的生命力在于人世间的实践，必然冲破藩篱，进入尚未测量的领地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2011年接受了“广义叙述学”课题，两年后的2013年即很快交稿出版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写得快，而是因为从写《当说者被说的时候》开始，我已经思索了近30年。这次重版，我还是保留了这个曾被某社长点名批评的书名，不是我不谦虚不尊重，而是这问题的确需要好好理解。叙述的本质性内在矛盾，依然是这个老问题：叙述行为为何不可能被叙述出来?如果竟然被瞥见，又是什么原因?
就我个人而言，岁月能花在思考此种问题上，也是一生之幸。
(《当说者被说的时候》，赵毅衡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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